美國朋友：29 則幕後冷知識

拍攝當時，尼可拉斯·雷才剛被診斷出肺癌，兩年後便因此病逝。
根據 DVD 講評，丹尼斯·霍伯和布魯諾·岡茨起初處不來，還在片場打了起來。兩人喝了一整晚的酒後回到片場，歧見已經化解。
《逍遙騎士》（1969）的導演兼主演丹尼斯·霍伯，從自家豪宅望著河面時，念出〈The Ballad of Easy Rider〉的歌詞。
導演文·溫德斯不喜歡原著小說書名《魔鬼雷普利》。本片拍攝時的暫定片名是「Framed」，另一個考慮過的片名是「Rule Without Exception」。溫德斯最後因為雷普利和強納森之間的關係，決定採用《美國朋友》。
收錄於史蒂芬·施奈德主編的《1001 Movie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》。
強納森在片中反覆哼唱的旋律，出自 The Kinks 1966 年專輯《Face to Face》裡的歌曲〈Too Much on my Mind〉。在其中一場工作坊戲裡，強納森的桌上就看得到這張專輯的封面。
根據導演講評，丹尼斯·霍伯太喜歡那輛賓士救護車，拍完片就把它買了下來。10 年後文·溫德斯到新墨西哥州拜訪霍伯時，那輛車還在。片中雷普利放火燒掉的救護車，其實是那輛真車的廉價複製品。
強納森·齊默曼的兒子在工作坊裡玩著一個大型木製馬爾他十字模型，那是電影放映機的關鍵零件，靠它才能讓影片一格一格地轉動。
部分主要角色的姓名和國籍與小說不同：英國人強納森·崔凡尼變成德國人強納森·齊默曼；強納森的妻子西蒙改成瑪莉安；美國罪犯李維斯·米諾變成法國人拉烏爾·米諾。
強納森的畫框店其實是一間帽店。帽店老闆也客串演出，飾演火車上帶著狗的那位先生。
強納森·齊默曼兒子的床頭燈上，印著一輛叫「將軍」的火車頭，出自巴斯特·基頓的同名電影《將軍號》（1926）。
文·溫德斯到機場接丹尼斯·霍伯時，留著長髮、鬍子沒刮，穿著軍裝，身上還有叢林裡留下的瘡傷。霍伯是直接從《現代啟示錄》（1979）的菲律賓片場飛過來的。
文·溫德斯原本屬意由約翰·卡薩維茲飾演雷普利。卡薩維茲婉拒了這個角色，但推薦了丹尼斯·霍伯。
雷普利在片尾引用巴布·狄倫的〈I Pity the Poor Immigrant〉，歌詞和片中角色相互呼應。（「可憐的移民，力氣白白耗盡，我憐憫他」；「可憐的移民，但願自己當初留在家鄉，空有本領卻用來作惡，到頭來總是孤單一人，那個人手指使詐，每口氣都是謊言，我憐憫他」）
文·溫德斯和攝影指導羅比·穆勒不斷和沖印廠爭執，因為沖印廠老是想對穆勒獨特的打光做色彩校正。
本片劇本每天都在改。丹尼斯·霍伯的台詞大多是即興演出。他即興講出雷普利對著錄音機說的那句「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」，因為這場戲是在 12 月 7 日拍攝，正是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週年紀念日。
敲定丹尼斯·霍伯之後，文·溫德斯決定找知名導演來演片中的罪犯角色，包括尼可拉斯·雷、山繆·富勒和傑哈·布蘭。
雷普利家中女傭的戲份被刪掉，以暗示他獨居。
布魯諾·岡茨在火車站時帶的是真槍，因為說來好笑，劇組買不起假槍。
文·溫德斯表示，多數電影的大部分聲音都是在錄音室重錄的，本片卻有 99.5% 的聲音是現場收音。
原著作者派翠西亞·海史密斯起初不喜歡文·溫德斯的這部片，因為雷普利的角色和她原本的構想不符。直到她在一般戲院看過本片後，才承認溫德斯抓到了雷普利的精髓。
本片主要場景設定在漢堡，而漢堡是二戰期間被轟炸第二多的德國城市（僅次於柏林）。拍片時戰爭已結束22年，戰前與戰後建築的差異相當明顯，四處也還看得到許多空地。
文溫德斯的視覺靈感來自愛德華霍普的畫作。
布魯諾岡茨為了詮釋畫框店員工，特地到畫框店工作了好幾週。
文溫德斯原本打算以固定鏡位、完全不運鏡的方式拍攝，後來改變主意，重拍了前兩天的戲，這回加了更多運鏡。
本片獻給亨利朗格瓦（導演掛名字樣下方寫著「Henri Langlois gewidmet」），而火車上有人閱讀的《解放報》頭版，正是朗格瓦的訃聞配上他的大幅照片。
本片卡司中有七位電影導演，而且全是刻意安排他們演罪犯。
文溫德斯原本想改編他最愛的派翠西亞海史密斯小說《貓頭鷹的哭泣》，但電影版權早已賣出。他接著想爭取第二喜歡的海史密斯小說《偽造者的震顫》版權，結果也已被買走。海史密斯得知溫德斯想改編她的小說後，主動把《雷普利的遊戲》未出版的手稿交給他。
本片雖主要以派翠西亞海史密斯的小說《雷普利的遊戲》為本，也未掛名地挪用了《雷普利再現》的元素（該作後來改編成2005年的《雷普利再現》），尤其是雷普利涉入藝術偽造勾當以及德瓦特這個角色。片中德瓦特看似假造自己的死訊，還「偽造」自己的畫作，再由雷普利轉賣；但在《雷普利再現》裡，德瓦特在故事開始前就已過世，雷普利與同夥合謀騙大眾以為他還活著，同時由一名德瓦特的仰慕者以他的名義偽造新畫。